受访者：崔健
采访者：金燕
时间：2014年11月
地点：后山艺术空间
1你不忙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我都忘了我不忙的时候在干什么了。每天都在忙。
2你的女性观是什么样的？在你的处女作《蓝色骨头》里，“母亲”被当成第一主角—
女人是阴性的，阴性与阳性要达到平衡，就是真正的两性关系。
我没有刻意地把女人当成主角，只是这样一个故事最适合表达我想说的。很多人喜欢“文革”那段，是因为那个时代是过去时，有距离，大家都有审视或者欣赏的自信。当代的段落离人们太近了，我们就身处其中，还没来得及总结，所以无从下口。
3你如何看待爱情？
爱情可以门不当户不对，有一种连接就成立，可以是智慧和感情的连接，也可以是荷尔蒙和智慧的连接，就是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自由同时又彼此包容的状态。
4你怎么看待欲望？
欲望不是一个坏词，欲望和你的荷尔蒙一样，就是原始驱动力。不要把欲望看成是负面的东西，物质欲望带来物质文明，精神欲望带来精神文明。老说行尸走肉，肉不是坏肉，肉本身没错，全是肉没有灵魂不行，全是灵魂没有肉也不行。得达到一种平衡。平衡不是中庸。中庸站的是中间，平衡的出发点在边缘。边缘的不稳定带来增长。此消彼长，达到新的平衡，这是增长的过程。
（问：你最近好像经常说起“平衡”……）
我在《蓝色骨头》里也说了：“三脚架有三条腿才稳定，少了任何一条都要不停的运动。”我不是一个极简主义者，我觉得极简主义同极多主义一样，说到底是一个平衡的概念，就是说多点支撑一个稳定的状态是极简，而这些点必须是非常多元的，必须是冲突的力量、对立的力量，才能支撑起另外一个高度，如果你没有对抗的力量你就不会稳定，说白了我们都需要跟我们不一样的观点来支撑我们的价值观。
（问：但对艺术家来说，需要的可不是平衡吧？）
对，因为艺术家是发力的，人在发力的时候是纯洁的、是不平衡的，他是在破坏平衡，这种破坏是在促进进步，是一种提升。当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就需要另外两个东西也发展起来。
5你在艺术中强调的是什么？
比如《春之祭》，高艳津子强调的是对话，我表达的是呐喊。
6你比较看重能量。你说的能量是指—
我觉得人体能量就是人权，人权就是政治。当你尊重人体能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没有远离政治，只是政治在接近你了。艺术家应该保护自身的以及和我们一样的人身上的能量，创作的能量，释放的能量，善良的能量，去遏制那些不善的能量，这种东西确实是一个政治。而一个社会制度的制定，是围绕着道德还是围绕着能量？这会让社会走向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空泛的道德时间长了就会瓦解，因为它没有生产力没有能量。
我觉得现在中国出现这样的能量是半个奇迹，另外两个奇迹一个是英国工业革命，另一个是日本明治维新，它把东方传统思想和西方体制结合起来，调动起极大的民族能量，虽然这个国家没有信仰，把天皇当成信仰—所以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稳定的—但他们爆发出来的能量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目前的能量调动是通过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使得这个民族开始启动了，但文化跟不上的话就前功尽弃，就失去平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需要艺术家去考虑这些问题，去不厌其烦地表现这些矛盾、这些可能性，让大家意识到未来的可能性。
7你认为艺术家应该极端自我还是胸怀天下？
没必要给人的命运做太多的规定。我认为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最有意义。要是高谈阔论的话我肯定跟很多人比不了，我在他们面前就是时尚的甚至是粉墨登场的一个明星，我跟他们争天下没什么意义，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一样。当别人说你是一个摇滚歌星的时候你高高兴兴地当你的歌星就完了，但是，当你有了孩子，有了责任的时候，你也不要放弃。
8什么事让你感觉幸福？
空虚感让人幸福。所谓空虚就是各种力量达到一种平衡之后。
9你是否相信命运？
命运只占成功的三分之一，智慧和实干各占三分之一。
10你认同现在普遍流行的成功学吗？
我不知道学校里怎么看，反正我觉得所谓的成功学就是有房子、有车、能出国购物，而并不是想出国学习。大家觉得有钱了就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这种价值观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调动起来能量，这种能量目前来说在中国是第一能量，所有人都在试图用商业成功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问：怎么才能有安全感？）
我觉得任何一个单方面的支撑都是不安全的。你只相信情感的也不行，你只相信商业的也不行，你只相信理想的也不行，只有在三个都稳定的时候，生命才能真正成立。人的生命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当你自己某种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你缺什么。因为生命里都有这种素质。
11你对传统文化怎么看？
很多人总在使用历史和传统文化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人们更想表达的还是自身的内在的愿望，只不过他长期的教育让他觉得他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没有说服力，真正要表达自己的时候，特别软弱特别不自信，所以就拿传统文化来用一下，实际上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工具性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传统文化给了我们特别多不自信，同时自负的时候又盲目自负，都是属于表达不清楚自己。我觉得中国早就应该有摇滚乐，摇滚乐颠覆了知识给你带来的负担，它让你重新洗牌，让你重新面对自己，同时获取自然的表达。
12你觉得艺术应该担当的是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就是自然表达，而且是理性的表达，因为艺术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非常理性的观察和思考。这种理性思考最简单的一种鉴别就是非政治性的非商业性的。
以前一谈到政治大家都会害怕，好多人认为我不战胜恐惧就没法理性思维，这些都不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恐惧的。这种超越恐惧的能力实际上是在一种抽象的存在空间，中国历史里没人告诉我们这种空间的价值。
非商业性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可能更多一点，因为轻商是个传统。但它肯定是政治性的或者学术性的。真正的非商业不是讨厌利益，而是很干净的去做艺术，不以商业为目的。这种非商业非政治的思考能清楚地表达自己，同时，当你有利益诉求的时候也能说清楚，而不会为了面子，嘴上说不要利益实际上心里全是利益—这种表达实际上也在扭曲自己。
（问：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人应该有的状态是特别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任何欲望，包括表达欲？）
对，当人们受到尊重的时候，人的表达是流畅的。有人说法律的存在是限制人的自由，其实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法律是应该给人更多的自由。当你自己很清楚自己的时候，当你想表达的时候你就该很真实地表达，没有对别人的伤害，也没有恐惧—法律就该是这样保护人的表达欲。
13在你眼里，最有价值的是哪一类人？
我特别喜欢看到人认认真真的工作，我非常尊重这种人。你没必要在语言上说服我，我看到你这么认真地工作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感动我，我就会贴近你，愿意跟你聊天。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你根本没必要看人的知识水平才跟他交流，你应该看他的状态跟他交流，你觉得他有意思愿意跟他交流分享的时候，才是对生命的享受。
14你对现行的学校教育怎么看？
我觉得文化保险是来自教育。文化保险就是拥有知识，而真正的保险是个人意识加上这些知识，再发展。所以现在的教育都不是真正的保险。
15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追求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你觉得这个现象的问题出在哪？
我都不觉得它是个问题，这种东西很快就会过去。这种潮流符合小康精神，而小康精神官方是不会限制的。现在大部分人的中国梦就是小康，官二代、富二代都是浮在表面上的冒油的部分，是小康中的小康。而所谓小康生活是一种底线生活，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梦想。
（问：一代人的价值观都如此物质化，不是一件值得悲观的事情吗？）
我觉得任何一种没有愿望的价值观都是过眼烟云。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强大，有三个东西是必须齐备的，就是你的行动、你的方法和你的愿望，缺一不可。你要是只有愿望而没有行动，那就是一个乌托邦；或者你只有行动没有愿望，时间长了你就可能变得很坏；你只有行动没有方法，可能就是一个失败者、自虐者，走向歧途。
16《网络处男》说的是聊天室时代的事，现在的网络变化你关注吗？比如微博、微信，你怎么看待这些社交方式的变化？
我觉得只是社交方式的变化，本质上没有变化。网络并没有给人的灵魂带来更多本质的改变。
采访手记
今年的崔健没在北京开过一次专场演唱会，也没出新专辑，却比以往更忙。先是应北京现代舞团高艳津子之邀，为现代舞作品《春之祭》做音乐总监。这个经典的交响乐被崔健用刺耳的电音、不规则的节奏、咚咚咚的鼓声、大山里缥缈的人声给解构得让人心慌又亢奋，种种穿越时空的对话使得人们意识到，古典与现代可以跨越鸿沟直接对接。而现代音乐又多了一种可能性。但除去到现场感受到这种震撼的人，很少有人会意识到，很多年不出专辑的崔健其实不是写不出新歌，而是“歌曲”本身，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创造欲了。他向着更复杂、更让世人难以理解的自我表述世界进发了。
拍于几年前但至今才有机会面世的电影《蓝色骨头》，其实也可以看出他试图让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思想发生碰撞和对话的愿望。以我对他的了解，崔健不仅是个不畏惧困难的人，而且他相当地热爱困难与矛盾。这些阻塞在眼前的事物会让他兴奋，他的大脑会因此而不停地思考，以及去做。
日前在天桥剧场上演他导演的《春之祭》。没有来得及看，扼腕叹息。我不是到处追崔健的死忠粉，但不可否认，他的每次新的尝试都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灵与审美的双重刺激，因此不忍错过。本版文字/金燕
图片/王韧（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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