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大学历史系教授安东篱（Antonia Finnane）曾以此为题，有过引人入胜的讨论。（《近代中国》1996年第2期）作者把问题的焦点锁定在“旗袍”上，并不是想为“旗袍”打广告——要知道，在本文发表的二十年多年前，“旗袍”还多是礼宾人员的，限于正式场合；如今成为网红爆款，引领时装消费新动向，恐怕是作者撰文时所始料未及的。通过这一设问，文章想引导读者思考的是，女性如何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并在国家中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探讨国家对女性时尚的调控，能够审视女性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对其他社会的女性服装的研究，已经了这层重要的关联。但是，在不同社会向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中，民族服装（national costume）的命运大不相同：以印度和中国作比较，纱丽在印度妇女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而在中国，却似乎没有地位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民族服装（少数民族的传统服装暂且不论）。八十年代的中国时尚，曾对中国旗袍与日本和服、韩国韩服、印度纱丽有相同的定位，但在作者看来，这种定位却忽视了以上服装在各自国家的地位与含义：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里，旗袍既远离市井生活，又不在高档时装之列。旗袍的这种尴尬处境，于是乎成为作者观察历史上女性和民族国家关系之议题的切入点。
旗袍的时尚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此前社会上一度流行着夹克衫搭配裤子/裙子的两件式女装。结合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对传统价值（包括男女有别的观念）的，以及女性愈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现实，安氏指出，潮流从两件式的上衣下裤/裙转变为单件式的旗袍（有男性长袍的影子），是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一种表现。这呼应了秋瑾当年的女扮男装之举：模仿男性的着装打扮，以求与男性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把头发剪短在女性当中成为一种风尚，也包含了同样的。
在左图的广告中，夹克衫与长及小腿的裤子或裙子的搭配，流行于五四时期；在右图的海报中，女性身上的高领修身旗袍，风靡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采自《中国服饰的变迁》第124页。
从逾越性别鸿沟到承载女性之美，旗袍的华丽转身，其实主要发生在南京国民时期，旗袍的女性化意味被发扬到极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旗袍被确定为正式的礼服，又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工业社会的一道缩影。旗袍在三四十年代的独领，为其五六十年代的黯然退场埋下了伏笔。尽管八十年代旗袍曾一度重返时尚圈，然而因其穿着不便之故，又未能受到现代女性的青睐。旗袍历史的起起伏伏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同时也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即如何在时尚蜂拥而至的背景下定义民族服装。在女性着装选择相当多元化的今天，旗袍虽不乏充实的粉丝，但不太可能再续昔日之辉煌。再看一度与旗袍平分秋色的男性长袍，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则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作者由此生发出一些颇值得玩味的观点：如果说前期的旗袍和建国之后的干部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性别差异，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国人对时尚的接受，则客观上强化了性别差异——但是，在跨越性别界限的问题上，前后并无二致：当中国女性向时尚进军时，她们实际上与男性是步调一致的。作者在文末感叹，这种“默契”并不能视为性别平等的象征，只能说明女性历史仍裹挟在男性历史的线性叙事框架里，站在女性角度、展现女性特质的领域在中国社会还相对不完善。
安氏后来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女性应该穿什么服装？”这个问题，推出专著《中国服饰的变迁：时尚、历史与民族国家》（英文版2008年），回顾中国时尚的历史。一提到时尚，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把目光转向社会，作者将这种惯性思维的由来，追溯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对亚洲的观念，这在布罗代尔的书里有更明确的表述：服装一成不变正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具体反映。诸如此类的论调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堪一击的，而造成这类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英语国家对非社会的物质文化的发展知之甚少——这也是本书希望填补的一个空白。
然而，此书并非一部中国服饰的资料汇编，而是夹杂着许多耐人寻味的议题，尤其是性别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在早期来华人士留下的文字中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倾向，“文化相对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作为一种隐喻、一种话语出现，实际上与作为个体的欧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关联不大”（第33-34页）。作者解释道，文化相对主义的产生，并不一定源自人对中国社会先入为主的喜欢推崇或厌恶轻视，而可能来自于他们对中国女性的观察。这种观察既有对缠足的声讨，进而导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否定；也有对中国妇女服装的赞许，从而引出对社会和文化的反思——而对后者的研究，此前并不多见，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安氏发现，在一些人士的笔下，中国女性的服装曾被作为正面的参照，用来质疑对女性时尚的定义，即将身体的和都置于一种满足观赏的需要上。
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就在小说《克莱采奏鸣曲》中对女性装束中的裙撑和对肩膀、手臂乃至于的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以及本国工人阶级中的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呈现，相比之下要好得多。在上海发起“天足会”向缠足宣战的英国人立德夫人（Alicia Little, 1845-1926）曾写道：“对于中国人而言，外国妇女用以展现其体型的紧身服装常不得体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尽量避免穿着形体的服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38页）随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的英国画家威廉·压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和美以美会驻华会督美国人柏锡福（James Bashford, 1849-1919）则认为，当时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显得既舒适，又经济，又端庄。对于服装的舒适度，身着长袍在中国旅行的英国女性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1831-1904）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她评论道，中国各阶层女性的服装穿起来都极为舒适，没有紧身束腰之类的物件，她本人是如此习惯于中式服装以至于不想再换回欧洲的女性服装。而立德夫人在比较了服装之后，甚至生出自惭形秽的想法：“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察到我们欧洲人的服装缺乏魅力与优雅。”（《中国服饰的变迁》第40页）基于这些观察，安氏指出，从女性角度书写的历史，与以男性为中心的线性的历史迥然有别——差异不再归结于发展时间上的先后，而是空间上的不同。
伊莎贝拉·伯德的长袍，由套在外面的无袖比甲和穿在里面的宽袖夹衣组成。最初的配图文字声称这是满洲人的传统服装，不过图片中的袖子看起来更接近于汉族夹克的款式。采自《中国服饰的变迁》第39页。
有趣的是，当中国女性的传统服装得到认可和发扬的同时，中国男性的传统服装却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长袍，曾受到有女性化倾向的诟病。安东篱教授在书中就提到，在时期尤其是战争阶段，社会上普遍推崇男性化的阳刚之气，在不少女性热衷于模仿男性打扮的风气之下，男性本身的气质趋于女性化（male femininity）在当时的一些人眼中，实在是令人焦虑。在大学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著作《塑造国民：中国的庆典和象征，1911-1929》（英文版2000年）中，也涉及到社会的风向对提倡男性气质的影响。通过分析当时照片中的姿势，她对清末中国的传统文人和生活在的绅士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典型姿势是拱背曲肩的，而后者的后背和肩膀都是挺直的——这正是时期所推崇的男性形象。蒋介石早年的一张肩背挺直的照片，可以说是当时新趋势的一种反映，这种姿势不仅看起来英姿勃发，还显得为人正直有骨气，符合时人对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期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在讨论时期男装的论文（2005年）中，则专门分析了男性气质和现代性的关系。与沈氏不同，他注意到的是男性笔直的长腿所包含的阳刚之气。在传统长袍的遮盖下，中国男性的身躯，特别是腿部，被模糊化了。
左图为十九世纪末的文人，右图为在的绅士（摄于1860年）。采自《塑造国民》第81页。
然而，随着西装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流行，这种趋势有所改变。不少文字和图像资料证明，西裤似乎可以让腿部看起来更长一些，再配上大步流星的走姿势，西装衬托下的男性身躯，看起来更具有动感和活力，因此西裤也更适于鼓励竞争、进取的现代社会。不过，西装所附着的现代化标签，并没有使其顺理成章地取代传统长袍的地位，这是因为身着外国服装有可能招来非议。以溥仪为例，当时有表示，穿西装、戴墨镜的实在很难让普通的老百姓接受。
由此来看，要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语境下理解时尚的演变，不能脱离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的事件和话语；但是，诚如安东篱教授所言，中国服饰的变迁绝非国家单方面作用的结果，技术、贸易、意识形态、性别关系以及日常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变化，都在不断刷新着人们对美感、认同和实物效用的想象和实践。在这个时尚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时代，从历史中汲取某种灵感、在新旧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或许可以作为时尚史议题继续延伸的一种方向，同时，对于身处其中的而言，或许也可以为我们的时尚之选提供一些。
Harrist, Robert E. 2005. “Clothes Make the Man: Dress, Modernity, and Masculinity in China, ca. 1912-1937.” In 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edited by Wu Hung and Katherine R. Tsiang, 171-19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