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此前曾刊发了阿乙的《智力活动》，反响很好，本期推出续文，仍旧是阿乙简洁、锋锐的文字，寥寥数语之间，开拓着写作者思考的边界。
终于收到来信。捏着它时，我感觉发烫。是她的，从信封那女性的字迹就能看出。我脸色红透了，并且心跳得厉害。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人看我，然而我是如此窘迫。我是那么期待打开信啊。直到走到厕所——是的，就是那儿——我才敢拆开。我地阅读着，寻找她应允的字句。很快就看完了。我又仔细阅读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什么答应的话。她在劝我。
它似乎是在鼓励我。然而别的文字，明确地表明她对我不感兴趣。我甚至能感觉出她的厌烦。信最终被撕碎，扔进茅坑。我在低矮的床铺上躺了一个下午，直到黄昏将我淹没。
来自《西北偏北》的提示：特工，，杀手，或者其他干秘密职业的人，穿戴打扮和言行举止都体现出简洁的风格（一种训练过后的简洁）。比如穿单色且色调偏暗的衣服（淡青色西服），蓄短发，不留胡子，不文身，也不怎么佩戴耳环、首饰。有时会戴一顶鸭舌帽或礼帽。他们不到非如此不可绝不说话，即使要说也是命令式的，清楚，易执行。他们锐利的眼神像是充满电，从不为街道上的热闹所吸引。他们于自己领取的任务。因为比机器人还冰冷，因此总是让人。
对你写作大有进步家里人都非常高兴。有几句老话，我还是重新唠叨一下：1.工作、学习、写作的作息时间应有规律，如果作息时间不固定，又睡眠不足，疲劳过度，神经衰弱，那你以后什么书都读不下去，什么文章也难写得出来。2.要锻炼身体（跑跑步也可以，多走也可以，登楼梯也可以），每天半小时左右，天天如此，你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精力旺盛。3.吃牛奶，增加营养，脑力劳动才不疲劳，吃牛奶，不能光喝牛奶，要伴食其它（他）主食，否则易便秘，易发痔疮。4.你写评论前途一遍（片）。但要成为权威人仕（士）我认为那非得有过人的专长。你不但要涉猎群书，而且要精读与你专长有关的经典著作。请教徐特立怎么读书，徐特立说，不动笔不读书。所以后来读他喜欢的书，都有圈圈点点，並（并）做了批语，有的书重读几次。几次都是如此。据我所知你目前读书还是囫囵吞枣式的，精读几本经典著作，你还未开始，博览群书只是基础，精读经典才能建造大厦，才能成为权威——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仅供你参考。我不希望你如郭沫若会倒背《红楼梦》，但我希望你能从经典著作中找到他（它）成功的地方，並（并）化为己有。5.你如想成为文学家，如写小说等，你平时还得留心琐事。这琐事就可能是你以后创作的源泉。我认为你现在写的小说还不如你在小学时写得那么细腻，只有粗线条，没有或少有细腻的描写，不能引人入胜。我看这跟你没有精读书，没有从生活吸取养份（分）有关——当然我的这一看法不一定对。6.婚姻问题也应早些考虑。我认为找女友，主要看她的素质及合得来合不来。不能看她的家庭出身。官家小姐、富家小姐也可能是大家闺秀，平民百姓女子，也可能是小家碧玉，只要合意就可。对比你强的女孩，你也不要自卑，你以后肯定比她强。7.工作现在应该稳定下来，总是跳来跳去，既影响学习也影响写作，更影响身心健康。要学会适应，学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吃得苦中苦，才为人上人，当软时就软点。稳定下来后就聚（积）点钱吧。没钱成家买房子是空话，当然你如果买房子家里会想办法给你凑点。
宏阳沿着七目山的小去了阴曹地府。在那他等了一会儿，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见、判官、鬼卒等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事情很难向宏阳解释：他们犯了原则性的错误。然而终归还是要解释的。亲自走过来。他搂住宏阳说：“是这样的，我们发现不应该这么早就将你勾来。你阳寿未尽。虽然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错误（说的时候，阎看了看手表）。你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太对不住。要赶快。”因此，宏阳沿原往回跑，他觉得要谢谢人家才是。不是吗，谢谢人家有错就纠，有错必改。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奔跑是多么兴奋啊。这个不屑于和任何人分享喜乐与悲伤的人一边跑一边和某个假想中的亲朋对话：“你看，勾错了嘛，勾错了。”或者完全像契诃夫小说《》里马车夫所说的：“怪事，死神也会认错门儿。”他跑呀跑呀，一头撞在棺材板上。也不知道是谁，将棺材板钉得这么死。他就这样在棺材里醒来，又因为氧气耗光，窒息而死。最终他不得不悲哀地返回地府。在那，早早迎出来，说：“这就对了，你就应该是这会儿死的。”
不一会儿，传来看见棺木的消息。有人在清理压在棺材板上的石头，一块块地往外扔。因为钉子钉得太深，根本没办法撬开，民政所所长决定直接劈开（这时不知是谁说：“损坏棺材可是要照价赔偿。”）。有人一连劈下十几斧，那薄薄的棺材便全部裂开。“哦，天哪！天哪！”只见劈棺的人扔掉斧头，跳向一边。那原本围观的众人，轰然惊散，又几乎同时聚集回去。就像被什么深深吸引住，他们地看着棺内。擅长呐喊的张杨乐康，一直跟朱爽混的那名十七岁小孩，定睛看了几眼，朝山下跑，并几乎是飞着从墈上飞下来。有翼飞翔的话语迅速传到村民耳中并导致后者炸开锅。他们争先恐后地赶过去，并在墈上互相推搡，挤来挤去，将地面碾得不成样子。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将会看见什么，但在亲见时，那惊愕的成色准保不会减掉半点。
宏阳在棺材内醒来过，在苦苦挣扎——一定是对着棺壁又捶又打，并痛哭失声——后，重新死亡。最终，山上只留下一个开了口子的坟墓（就像火山的口子、张开的口袋、剪掉口子的袋子）。后来，艾湾也变成无人居住的废墟，就连镇上也如此，街道只剩大量空置的没修完的商品房。一夜间，人们像逃难一样逃到城市。年轻人一小跑，背着还在但这种形同于无的父母，将他们背进城里，过一种没有针线、没有老牌、没有草药、没有聊天的乏味生活。他们寂寞，去，有一些人像我爷爷一样疯了。
就像有一柄铲子在水泥地上试图铲走的口香糖，咳嗽的声音是如此难听。咽喉奇痒无比。啊，那些死去的孤独的任何一位祖先，谁不曾在深夜这样没命地咳嗽？一边咳，一边勉力扶着床沿，吩咐亲人去将那个人请来。那被请的并非医生（医生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患者暂时忘却），而是死神。“你去把他请来，”祖先说，“我得跟他好好谈谈。”
死神一般要过很多天才来。他一来，热铁似的咳嗽顷刻止息。一切是那么平静。死神合上我的祖先的眼皮，说：“他身上还有很多别的毛病，到处都沦陷了。”
妻子的外公不愿意到医院去。脚肿就是脚肿，他不会认为是心脏出了问题。脚其实肿得像气球一样。去医院前，外公会反复看家里及家附近，仿佛是要作别，出院后就变得兴奋，逢人说“我又回来了”。1939年或者1940年，他每天去看电影。有一天，他父亲的警卫来找他，没有找到。等他回家时，发现人去楼空。年轻的外公后来参加南下部队，在四川剿匪时，事急避难于厕房。的大刀就在的厕房内一顿乱砍，击中外公时外公不敢吭声。今天，我们都看见老人的额头上留有当年被砍击的痕迹。
吴王夫差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韩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之言，如出一口。
我悔不父亲的。在我去上海他时，他就反复提醒我去医院检查。甚至于更早，只要在电话里听见咳嗽声，他就会这样交代。我总是不假思索地替身体的不适——不要紧的——以尽快中止来自家人的纠缠。有时我想，当我扇动翅膀头也不回地离开他们时，他们对我施行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我身上出现的问题对我进行。要到今天我才明白，我了一个多年在医药行业工作的人的。这样的也出现在岳母那里。我记得面对她的忧虑，我这样解释：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这样咳了。
他对他的读者缺乏基本的尊重，却又想他们对他膜拜。在电视剧《天龙八部》最后一集，复国无望的慕容复在海边对着募集来的一群童稚朗声说：“人人皆有封赏，人人皆有封赏。”隐喻的就是这样的不合适的人。不合适的人在独处时易遁入春梦，看见自己穿燕尾服斩获诺贝尔。
不合适的作者在作品里表达了对读者的歧视。他心里以他们为、脑残、需要的人，喜欢使用的词汇是你们、你们这些、贵。写作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获取一把梯子，好登上去踩众人的头顶。如果没有以为己任的读者，他就觉得很受伤，就像那喜欢提着腰带主演自己作品的导演一样气急。这时要是好不容易来了一名探头探脑的读者，他就表现得比谁都卑贱：
宏梁说：“她是沿着一条脆弱、单薄、随时都会破裂的管道侥幸走到今天走到我身旁的，她侥幸保住之身，而所有像她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都早已被两名、占有并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侍妾与帮手，他们一个叫权，一个叫钱。她伊莲迟早也会变成这样。她之莅临艾湾并非什么奇迹，奇迹是她到这么晚还没接收到那全体人民都已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共同的同学，那些过去是女孩现在是女人的人，早在还没有毕业时就学会用手臂或乳房擦碰那些就像电梯一样能将她们捎到社会顶层的成功男士并让他们攀比性地将豪车停靠在校门外。当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吭哧吭哧地扑上来，心急火燎地解她们的裤带并匆促而认真地发誓时，她们还觉得不可思议：不就是做个爱吗？伊莲迟早是别人的人。迟早会是。一件衣服打动不了她，十件也许可以，十件不行，一百件就会。只要她一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总会在那儿出现的），那在场的男人必然都会抛下诚意的钩子来。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在她，不，相比他们的一掷千金，清贫的我才更像是个骗子。”
在先锋书店，盲人歌手周云蓬结束了欢快、富于交流性、甚至有点轻佻的演出，正坐在书店咖啡馆那有四个立脚的米色沙发上。他不再是个蓄着颊髯、穿黑色暧昧衬衣的流浪歌手。现在他下巴留着青茬，头发被理短，灰白色的衬衣似乎还被扎进裤腰内。他的身体十分粗壮。他挺直脊背，双手扶着沙发扶手，坐在由打开的窗户投射进来的光线里。也许博尔赫斯也曾这么坐过，所有的盲人都这么坐过——没你的什么事，你先坐着——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雕塑，只有光线在寂静的身体上移动。然而，他是的，他屏住呼吸，微微侧耳，听着外边的动静。他的助理和书店经理、员工走来走去，在处理后续的事务。这些都是他预先知道的。有时他像动物那样朝他们发出“噢”的一声。我端着咖啡，坐在几米外他的身后，一直悄悄而放肆地观察着我的这位朋友。
另外我想到最长最长的火车有一个省那么长，运着煤，从桥下沉默而令人惊悚地穿过。在给《顾城的诗顾城的画》写编后记时，顾乡提到：“男孩们会撕麻雀、点燃天牛角、捉青蛙打得胀得老大，拉住野猫尾巴甩得飞快然后一松手让猫飞出去，这样的事情他（顾城）撞见就发抖，脸煞白，浑身冷汗，人家就笑他。”
另：在列车上想到的仆人钱先生，他请书店员工吃饭时我在场。这些年轻人的单纯超出想象，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与人相处自然，同时积极活泼，好比是一群挤在一起叽叽喳喳觅食的金的鸡仔（也许这是一个的比喻）。钱先生像是从的河流里将那剩下的还单纯的人全挑了回来。我很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甚至盼望饭局不要结束。《世说新语》里庾太尉对王眉子赞唱：“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说的也是钱先生。
11月2日补：读到白先勇《花桥荣记》，写有涵养的教书先生时，恰好也提到鸡仔：“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堆蹦蹦跳跳的小学生，过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口，张开双臂，拦住来往的汽车，一面喊着，小心！小心！让那群小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而说到小学生过马，我又想起在里昂看见的，里昂的老师都是这么勇敢和富有责任心。
内科楼十层血液内科一病房，即使是白天，日光灯也全部亮着，地板砖愈发光滑可鉴（依照白先勇在《游园惊梦》里的形容，此地“明亮得像雪洞一般”）。作为日间病人，我搬来一张带靠背的会议椅，坐在廊道上，等待注射一种叫万珂的药（此前它一针会花掉我一万三千多，现在只需六千三百余元。我很感激张医生给我制订的这一治疗计划，它使我的呼吸状态从衰竭水平返回正常。我极为感激北岛与钱小华先生捐助二十万元，使我在应付医疗费时不至捉襟见肘。我也想起哥哥、姐姐、弟弟已经为我准备好一笔可以支用的钱。还有许楠女士及其领导的基金会一直在为我缴纳医保及社保。最近以来，我一直处在近乎康复的喜悦中）。——和我相邻而坐的是一名皮肤黝黑、脸上残留着痤疮、脑后蓄马尾辫、年轻而肥胖的孕妇，当她转过头时我注意到她比相扑者还短的脖子。她个子很矮，坐在并不高的椅子上，双腿悬空，不时前后晃动。她来输美罗华。几年前我输过一个疗程的美罗华，花去近七万元。“你的丈夫呢？”年老的问。“上班去了。”病人说。啊，这可怜的孕妇放下手里提着的几只包子，腆着官员那么大的不方便的肚子，转过身去，解下半边裤子，让朝臀部扎上一针。在这同时她得掐准时间将一粒预防不良反应的药丸丢进嘴里。她戴着小学教员才会戴的老式眼镜。在输液时，我一直不能忘记她圆鼓鼓的脸庞，她一直嘟着嘴唇，和自己玩着游戏。七天以后，我再次来到病房打针，发现她也在。她是因为凝血功能不好才输美罗华的，一针须花费一万余元，一个疗程四针。她的打扮比上次喜庆多了，她那陪同而来的扎着领带的丈夫，似乎是房地产中介，个子比她高不了多少，洋溢着幸福的笑意。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喜欢他。
南京先锋书店饱读诗书的员工孙清（外号“教授”）向我推荐克莱尔·吉根的短篇集《走在蓝色的田野上》，说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已被炒到八十余元。吉根1968年生于威克洛郡，托宾认为她是小说中集原创与传统于一身的重要一员，可要我说，她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美国那一套，是卡佛、耶茨、罗恩·拉什那个类型的，笔调简单、冷峻、克制，又充满意图，仿佛在和读者说：你瞧瞧，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我不是很受得了她笔下冒出的这种的情感（追求廉价情感，文本缺乏思想和表现性，几乎是写作班出身的作家的通病）。特别是当我看到她用第二人称来写一篇叫《离别的礼物》的小说时，都在起鸡皮疙瘩（比如主人公被父亲睡了后，作者写：“你走进浴室清洗，对自己说这不算什么，希望水是烫的。”还有，在主人公抵达登机口，终于逃离家庭后，作者写：“你经过亮闪闪的洗手盆，镜子。有人问你没事吧——多么愚蠢的问题——但你忍着，直到打开并关上另一扇门，把自己安全地锁在小隔间里，你才哭了出来。”），也许这是作者在向自己倾诉。
不过，吉根在简单文字里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确实老到。《离别的礼物》写了一种乏味、贫瘠、像是不得不才有的家庭关系（别家有，社会有，有，因此我们家也得有）。这种家庭关系往往还被身为牛贩子的父亲地利用，比如让儿子成为土地的劳力，终一种责任的，让离家前的女儿（管她是出嫁呢还是干什么）成为自己的。他不会给她投资教育，让另一个男人来享受她的教育带来的好处。母亲——也就是牛贩子的妻子——处处，然而在溺死狗崽时又极其。
H县的农某说他怎么也不会忘记阴沉的冬日雨水沿生锈的钢板滴落的场景。就在这样一个季节，他和一个年过不惑的丧偶者发生恋爱。对方总觉得这是对死者以及死者家属的，因此他们只能选择货运场的角落幽会。在那里他们拥抱、说话。走得最远的一次是他将手插进她的裤内，她进行了劝止。
的雅各·达穆尔说：“一个步入不惑之年的人看见自己年轻时曾暗恋过的女人，也许会后悔。在有些地方，比如舞厅、餐室，会摆放衣架子，供客人挂上礼帽、外衣。这样的女人就是一个供他挂上年轻时不成熟的眷恋的衣架子。”
记者C转述退休同行彭某的话，说每年固定有几篇稿子是要写的，一是暑假河里溺死几名儿童（一次至少两名以上，没有听说一个人去溺死的），一是老楼因线老化而起火。（据说还有“冬天时电热毯漏电触”，是否说过，不可考。）
在协和老楼住院时，我每天伫立窗前，看灵车开到对面楼下运送尸体，发一些料想会得到病友共鸣但是无谓的感慨。后来到医院随诊，我寻到平日所观之处，按牌，走到地下太平间，发现正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是贸然闯入的，他们本来低着头在议论什么，这下子都扭头来看我，看得出他们充满疑虑，却没有说什么。略微迟疑后，我留在了这里。后来我跟随队伍鞠躬、绕灵。又索性上大客车来到殡仪馆，目睹死者被推入火化间。遗像上的死者虽然谢顶，实际年龄却不大，四五十的样子，整张脸不知为何在笑，瞳子里都是笑的。“这人真是宽容和气啊。”我想。可在当夜的梦里，当他找到我时，我看见的却是一张极为的脸。他严厉地我：“你为什么来参加我的会？说，说，你说。”有几次还推搡我的胸脯。在这过程中，他一直盯着我，牙齿也咬得铮铮作响。我感觉自己始终处在他的视线下，害怕极了。我不知道他会以什么方式结束这事，没有比这更难熬的事了。
白先勇闪光的时候，是中国的田纳西·威廉斯。《游园惊梦》和《号街车》的密码需要从作者的身心内部去找，我读完这两部作品，产生的是同样的激动，并且认为自己无法对之模仿（这是因为感觉自己存在残缺，就像缺手的人无法挥动球拍一样）。《游园惊梦》细心到凛冽的地步，比如刘副官回钱夫人的话——“我们夫人好，长官最近为了公事忙一些”——说少了是怠慢客人，说多了又是饶舌、卖主求荣。一句话削到最的地步。钱将军的遗孀从南部来到台北窦公馆，受到热情接待，可是毕竟是受过去不如自己的人安排。我所钦佩的是白先勇用亲热来表现这种冷漠。最后，主人家又是要替钱夫人寻计程车，又是让她等主家送客的车回来，殷勤之至，却不如说是让钱夫人如长江东去的落魄露了个底。
白对败亡有切身之感。他有一个老师对李后主念兹在兹。他的好些主人公身怀今昔之感，对往日充满怀念。
我们都知道他要死，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占有了足够的时间长度，活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而他死于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知道并回味他死的过程。由于过于回味，一些事实上不存在但在思想上我们认为存在或者应该存在的细节开始有规模地出现。也就是说，我们对此事进行了过多虚构，还信以。我们个个是马后炮，都是在他死了，也只有他死了，才意识到他死了。但在他断气的那一刻，却都一拍脑门——“哦。”——觉得自己对此早有预判。仿佛它在自己的思维里存在多年，如今不过是按时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都知道他要死，只有他自己还不知道呢。同日：
在塞万提斯学院，三名墨西哥作家和观众见面，贡萨洛是这样形容我们每日所见的的：这是一个车的世界，以致当外星人抵达它的上空时，会以为汽车就是这儿的居民。另外，房子都是那么雄伟，却不透明。很少看见人。乔治·沃尔皮补充说，大城市就是为车而建的。墨西哥城已经有两层三层的环，但是交通拥堵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城市的网络就是为汽车而建立的。”他说。他们说的让人想起科塔萨尔所写的《南方高速》，在热浪袭击的面上，车辆排起长龙，“初衷是载人飞驰的机器，却把人困在了这机器丛林中”。
出身希腊的塔尔库依尼乌斯罗马人建造港口、兴建桥梁。他之称王众望所归。他努力抵制国家事务中的贵族，招来旧力量的反对。比如他决定从平民行列中挑选士兵组成骑兵队就引发占卜者的不安。面对祭司的质疑，国王说：“如果鸟儿真能预见，那么就请告诉我，我现在思想中的某件事，是否能够实现。”占卜人集中精力走到阿文丁山，开始诸神，归来后，国王塔尔库依尼乌斯从衣服的褶缝里拿出大磨刀石，又取来小刀，说：“我现在思想中的这件事就是，用这把小刀劈开磨刀石。”
我不过是照述《罗马》（古斯塔夫·夏尔克著，曹乃云译）中的一段故事。事情的结果非常轻快：占卜人将刀压在石上，后者像蜡制的一样，分为两块。塔尔库依尼乌斯非常吃惊，取消了原来的决定。
然而现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薄薄的小刀无法割动石块（虽然这么说很无趣）。出现这种局面时，占卜人会很被动。有些人因此死亡、被褫职或。但我相信，以招摇撞骗为业的人会准备被拆穿后的应对招数。我在抵京后的下午，坐在咖啡馆，设想自己如果是活在公元前614至578年的占卜人，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尴尬的场面？阳光倏忽而逝。我看见自己站在国王面前，丢掉小刀（我并没有用它去割磨刀石），问对方：“假如有一个人，这个人甚至只是一名小孩，要您去证明自己还有奔跑或跳跃的能力，您会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去应证这一点？”
各种动员进行了一个季度（就像不经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就不会离开一样），撤退却只用了一夜。大清老早的，天尚未亮，当漫山遍野的赤岗人拎着蛇皮袋冲向那些说普通话的人留下的遗址时，发现后者什么值钱的也没留下。就是一块好玻璃也没有。那些钩编桌布或窗帘完全可以不撕碎的，撕碎得花多少力气啊，可他们就是要认真地撕碎。赤岗人一下子看清这些和自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将近四十年的神秘而又沉默的异乡人对自己的态度。克拉霍尔卡伊·拉斯洛在作《探戈》里写了一小撮合作社遗民。这些遗民在奔向远方、奔向辉煌前景之前，仔细而疯狂地砸烂那些带不走的物什。合作社的遗民是为了不把这些东西留给吉卜赛人，煤矿职工则是为了不留给世代生活于此的赤岗人。
兴许在五年或十年之后，开嘴角会成为时尚。人们请医生割去部分脸肉，使牙齿充分。这样人就有了一种大狗的气质。又若干年后，植尾成为新风尚，以穿西服露短尾为最时髦，翘起者为自负，下垂者为抑郁，或者说悲观。
他们——我指的是喜欢拖人下水的平庸者——用钱收购一个人的，以让这个人为一些馊得过快但时髦的事服务。忙碌得就像不停接住麻袋又把它扔掉的码头工人。
钱先生总是穿一件黑色的风衣。据他说，脚上的黑色皮鞋也连续穿十几年了。如果在街角偶遇，会以为他是一个阴郁、神秘的人。有时我感觉他是乘时间之船来的时代的密探。他总是在有老人待的地方停下，躬身问：“老人家，今年多大了？”今天，我和钱先生一共遇见两位九十四岁的老人，其中一位叫沈燮元，是目录学专家。沈老坐在冰凉的石梁上，为着提醒我而打我的胳膊，哈哈，他打我的时候力气可真大，像是有人用猛敲了我一下。钱先生请沈燮元为书店留一幅墨宝“大地上的异乡人”，沈答应了。
钱先生说他想出版一本写自己妈妈的书，名字叫《妈妈我》。我看过几段，全是一名虔信者对母亲的爱。钱先生的母亲和我母亲一样，是一名矮小的童养媳。钱先生用手机拍过几万张天下母亲的照片。他说想兴办一家母亲博物馆。
钱先生每天都很忙，但我想到的却全是他的寂寞。我很好奇这位信徒、单身者，在独处时如何度过？我没问，我想他会全心全意地。并不像，的想法侵入。我只在饭前见过钱先生。在那一刻，他笑吟吟的面容突然变得僵硬、冷漠。他闭着眼，离开我们而服侍去了。
在《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分享会上，我向读者这样交代：写作始于结尾，正因为有一个精彩、诱人的结尾，一名作者才开始去经营小说的全部。中间的建筑有时极为枯燥，作者不时会：写它的意义到底何在。然后，当小说就要奔向终点了，已经到了你不结束惯性也会把它带结束的时候，作者却这个结尾，让一切戛然而止。
在梦中那条光闪闪的上，我不时向同行者晃荡手中的矿泉水瓶，歉疚地说这是医生交代的，一天必须排出三千毫升的尿液，因此得摄入三千毫升的水。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歉疚的。我和他们两人相处是如此之好，以致我总是像动物那样忍不住就去蹭他们。我生怕被落下。稍后我们来到一处屋顶晒着糜烂湿草的驿站。我记得我是那么犯困，以致一看见水泥炕，就睡死过去。在眼帘垂下前，我看见黄昏剩下的最后一点阳光透过门缝射进来。吱呀一声，同行的伙伴拉上房门。理论上，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就因为饮水过多（就像这几个月来我每夜所经历的那样），我起床解溲。在通往厕房的廊道上，我听见他们俩在悄声说话。他们的头凑在油灯前，眼睛瞧着彼此。其中一人伸出拇指，另一人跟着伸出拇指，贴住第一人的拇指，意思是立过誓。
这会儿我算是体会到什么叫作、寒毛卓竖了。呼吸一下急促起来，我害怕他们因此一下听见我就在窗外。我都在发抖，以致裤子都跟着抖得发响。他们商量处理掉我时是那么认真啊。我没法再恐怖了。我宁可自己没有起溲，宁可不知不觉让他们杀掉。
任晓雯在名为《像写录那样去写小说》的长论中提到：“……在《圣经》语境下，这种测不透有更进一层的深意，那就是人对自己的内心也是测不透的。对我们内心的了解，远远多于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约翰一书》3:20）彼得信誓旦旦要与一同下监一同死，他在说出承诺的一刻，完全是真诚的。他的问题在于不了解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勇敢。才是完全了解他的那一个，故而说出他将三次不认主的预言。”
我记得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学生》也提到彼得的这一故事。实际彼得的故事在历朝历代被不同的唇舌多次讲述，它也引发很多人的思考与灵感。任晓雯对彼得的认知——“他的问题在于不了解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勇敢”——了我对彼得新的理解。在过去，我认为彼得是在并为感到羞耻，因此他会出门去哭。他哭的时候，我也哭，因为我和他一样拥有着软弱的弱点。有好几回，我本有机会去承担一些事，却自己当了懦夫，这种想哭的羞耻会缠绕我快一年。
芥川龙之介在《父》这个短篇里写了年轻学生能势不肯承认不远处伫立的“怪人”是父亲，并向同学说“他是个伦敦乞丐”。小说接着这样写：“不消说，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有人还故意挺起胸，掏出怀表，学能势的父亲的姿势。”从前到后都看不见能势的羞耻，但我们都知道，主人公的狂妄与玩世不恭是虚弱的。我记得在1995年至1996年期间，我的父亲借着到南昌打货的机会突然造访我所在的警校。他找到我的寝室，然后按照室友的指点到校外的游戏厅找到我。
“我给你钱，你都玩这些东西？！”他说。我感觉脸都红到脖子跟。然而并非是我的行为令我感到，而是面前站着的这个人令我羞耻。虽然我不看就知道，周围一个和我同中队的同学都没有，但我感觉他们都会很快知道：艾国柱就是这个穿着单薄而破旧的深蓝色搬运工大衣的男人的儿子啊，就是。在大衣的肩领处粘着许多盐粒。他明明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偏偏要穿成这个样子。然而即使是做生意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倒宁可他还是单位里那个卑贱的职工。他请来的龙马小货车是那么丑陋，，可以升降的车斗总是备有篷布和绳索。我的父亲很早就头发花白，他没买过一瓶好的洗发水，总是用水抹抹头发就出门。还有他穿的袜子、鞋子，没一件像样的。他即使去裁缝店做西服，也只会做出一套最穷酸难看的西服来，母亲有时让我穿，我总是嫌弃地丢在一边。我的脸越来越火辣，上的人是如此的多，他们好像都在这无聊的周五傍晚耐心地歪过头来，品尝和琢磨这件一个寒碜的小生意人训子的事。我的人出身就要了。在进入警校后，有一段时间我会写家书，表达对父亲、母亲和姐姐的思念，然而现在，在这个卒然加之的探访面前我却恨不得钻进地缝溜走。
柯尔律治在十六岁时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致秋月》，最末一句是“似流星疾驶，一上迸发火焰”。这样的景象我最近就有见过。我想到九泉下的父亲不能再看见它。我的心情很像姑妈，当她吃到一点什么好吃的东西时，总会想起她那在师专上学的唯一儿子。
泰戈尔1892年写的短篇《摩诃摩耶》，说的是一场在社会地位上并不般配的爱情。印度对人的分类是那么细致，这类故事应当层出不穷。丝厂工人罗耆波虽然唐突、腼腆但正大的求爱被名门之女摩诃摩耶冷落。这使我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境况，我认为自己所爱的人之所以表现得冰冷无情，也是因为我只是一个拥挤的小生意家庭里不起眼的孩子，身为童养媳的母亲将她的农民身份以法律的形式准确遗传给我。在漫长的苦思里，我曾这样认定：只有出现的或的境况（比如成为一名），才能让她和我勉强结合。
后来，摩诃摩耶和罗耆波私奔，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条件：“你发誓永不拉开我的面幕。”罗耆波在这种的相处中感受到和米尔福德村教民一致的痛苦。在霍桑笔下的《教长的黑面纱》，胡波也是有一天披上了面纱，并且到死也没有摘下来。
“黑纱造成的恐怖，甚至在死亡面前也不稍减！”霍桑这样写。泰戈尔写的是：“但这面幕却是的，像死亡一样，甚至比死亡更令人痛苦。”
博尔赫斯在短篇《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吉姆》中也提到面纱。“伊斯兰教历146年，哈基姆离开了家乡，不知去向。人们在他的住所发现了的染锅和浸泡桶，以及一把设拉子大刀和一面铜镜”。重新出现的哈吉姆戴着面纱，宣布“给了他发布预言的任务，教了他一些极其古老的、说出来要烧灼嘴巴的词句，赐给他一种不能的强烈的荣光”。他使嗜血的豹子失明，被认为拥有神力。
哈吉姆实际是一个麻风病人。上当的人们用长枪刺死了他。（“想像中那张使徒的脸，那张到过天堂的脸，实际上是白的，是麻风病人那种特有的惨白色。脸庞肥大得难以置信，更像一张面具。眉毛脱落得精光；右眼的下睑耷拉在皮纹累累的面颊上；嘴唇的是一连串节瘤；鼻梁塌陷，不形，倒像是狮子。”）罗耆波借助月色终于看见的摩诃摩耶的脸，被“烈焰用它无情的的舌头舔净”，“留下的只是贪馋的残迹”。
在私奔之前，摩诃摩耶按照的习俗被送去，她的永远等待者，那情感上可怜的仆人罗耆波陷入疯狂。是一场大雨使得他暂时放弃这样的疯狂念头。因为大自然的力量，他获得一些平静。大雨……同时也浇灭了火葬堆，人们逃向小屋，摩诃摩耶着烧伤的巨痛回到家，像蒙面的染工、出生在土耳其斯坦梅尔夫城的哈吉姆一样，把镜子掷在地上，并且取出一幅长长的面幕遮住脸。
我不喜欢，有时甚至是厌恶马尔克斯的热闹与夸张。但是在重读他的一些短篇（比如《巨翅老人》《超越爱情的之死》）时，我发现它们早已种入我的潜意识。有时我以为是我的里的东西，在他的小说里早已有了。
在乌拉圭人奥·基罗加的短篇《爱情的死亡》里有这么一段：第三幕剧开始了……接近尾声了……我的邻座始终一眼也没看。演出还未结束，他就沿着剧场侧旁的走廊离开了。我抬眼遥看那个包厢，她的座位也空了。“我的幻梦到此结束了。”我伤心地喟叹着。他再也没有回到剧院里来。而包厢呢，依旧空荡荡地留在那里。
我想到高二或高三时，班里最漂亮并且打得一手好篮球的男生W和虽非最漂亮但成绩一直排在最前列的女生Y总是这样，在晚自习结束前，先后离开教室，任我们嫉妒并且酸楚的目光驻留在那空荡荡的座椅上。那种空荡是对我们这些共同竞争者的放逐。我也记得在学清租房时，一天，一名穿的女子中午来探望我的合租者。在离开他的房间时，我记得她短裙下的腿已经是光溜溜的。这让我的内心紧缩，并且感到痛苦。
难以想象，我们曾经是法国的士兵，在冰天雪地里推着注定要遗弃的辎重（要到行军上百英里时才做出这的决定，这样才会体现出一名军官的魄力吧）。而现在，让我们吃一根冰淇淋都是那么费劲。……在梦里，是啊，我正是一名可怜的异国士兵。天地是那么狭窄，仿佛是为了拍摄电影或者上演话剧才搭出来的的布景，穹顶（它整个像一块厚不见底的青色玻璃）只有我们平常见到的礼堂天顶那么高，甚至可以说还要低，只要架上一副长梯就可以触摸到。我们在山间的小行进，速度虽然缓慢，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效率。可就是这样行进了一整天，我们总觉得还是在原地。那些站在我们身边的山脉是如此森严，它们一直沉静地盯着我们，逼视着我们。天气到底有多冷呢，我说出来恐怕你不相信，河里的浪头一个个被冻在了半空中。
母亲提到，往昔，县里的范某去打货前，特意到庙里捐上一百元。当日，范某车祸身亡。母亲从此不。在我的想象中，范某捐献前，应该就着晨光，连弹数次崭新的纸钞，以分辨。自己放心不下，还请同去打货的人帮助鉴别。直到确信是真币无疑，才将它塞入功德箱。母亲另讲到，她曾和我的祖母一起去庙里，僧人说，不要来得太勤，初一十五来来就好，佛和医生一样日理万机。
恩里科·菲利在《犯罪社会学》里把对惯犯的和体现在一句话上：“如果你能将一个老盗窃犯成一个诚实的工人，你就可以将一只老狐狸变成一条家犬了。”差不多的话也出现在如今的身上。一些老师对顽皮的学生也会这么评价。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我不会收回：你不赌博的话，狗都不吃屎了。”联防对方盯着对方，清清楚楚地说。
在偏远的省界做时，一天，我接待了一个分不清与现实的本地人。他交代自己一家曾不可的。出于慎重，我们展开调查，结果证明他撒了谎。
“今天，我在肇陈镇的集市看见人们将一名早上就喝醉的醉鬼捆起来。毫无疑问，他是想借酒装疯，做些出格的事，否则人们也就不会用到捆猪索（‘总有这么粗。’他比划道）。他疯狂地摆动，以至于脸色涨得发紫，血管迸出于额头和手腕。从他嘴中喷出浓重的酒气。在人手越加越多后，他最终被。我想到被住的牲畜——身体被控制住，而蹄子因用力还在石板上滑跌——我想到这些因为除夕将至而不得不赴死的牲口，忽而泪流满面。小艾，我是一从肇陈镇哭着回到洪一乡的。
“我想到我爷爷的死亡。好像是时间一到，一家人，包括我的母亲、兄长、两个弟弟，以及从夫家赶回的大姐，将皮包瘦骨的我们的祖父抱进棺材。我不记得是谁提醒我，因此我举起长柄粪勺，去水缸舀上一勺冰冷的水，返回来浇向祖父的面孔，好让他呛着。有人扶住他的双臂。从祖父喉腔内发出‘唉呀唉呀’的呼叫声。我听得心慌。我受不了人这样地叫唤。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嫌进展不快，我的母亲，麻利地将一只手伸到祖父的脊背下，不停地去掏什么。每掏一下，祖父就一声。后来声音弱下去，最终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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