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
伴随着的深入、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改变、单位制的消解、住房商品化的施行，以及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正在经历由街坊社区、单位社区等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转变的过程，并逐步出松解迹象，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空间基础的松解
首先，社区边界由封闭化转为化，使社区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大大增强。异质性使不同身份、地位、职业、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的社区之间难于形成较为一致的社区；流动性使社区之间难以发展出长期、稳定、互信、互惠的社会关联，流动人口对社区的认同感、融入感、附着感缺乏。第二，是工作空间对生活空间的挤压，使社区不再必然成为人们的首属群体。单位制时期，人们的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叠，日常生活是对单位生活的延伸。而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往往相互剥离，较大的工作压力和较快生活节奏更使人们无暇顾及社区参与。第三，是社会分工的细化，使人们的资源获取渠道不再局限于社区内部。虚拟的互联网空间的发展，更使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满足自身的物质、情感需求。“面对面、近距离”不再成为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这些都弱化了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以及人们对社区公共空间的渴望。
2. 组织基础的松解
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居委会这一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的边缘化。居委会曾是城市社区进行社区动员和社区服务赖以实现的重要组织基础。然而，伴随着居委会由生活化向行政化转向，其服务力、威信力、协调力、动员力、约束力、凝聚力已然大不如前。这既与城市居民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有关，也与居委会自身面临的发展瓶颈有关。第一，居委会辖区与居民生活小区在空间、功能与情感上并不一定完全重合。第二，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行政性事务而冲淡了其居民自治的本意。居委会组织的社区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完成上级行政指令，居民的参与热情不高。第三，从人员构成上看，居委会的职业化、专业化、年轻化，把一些非本社区居民引入居委会。他们与社区缺乏共同的利益、价值和情感关联，很多年轻人只把社区作为自己的工作场所，把社区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跳板，上班来下班走，缺乏对社区工作的奉献以及对社区事务的深度了解和全面把握。第四，以往，居委会常常扮演邻里纠纷调解人和利益关系协调人的角色，有时还会参与协助社区居民的婚丧嫁娶等私人事务。虽然现代人对个人生活私密性要求更高，但总的说来，居委会对私人生活的关注、介入程度大大降低，社区社会控制能力也有所减弱。第五，单位制时期居委会的主要工作在于拾遗补缺，以来，原来由单位承担的各项社区服务功能逐渐被出来，但居委会本身并不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社会资源来承接相应的服务，因而难以满足社区主流群体的主流。第六，居委会与工作站相互分离的“议行分设”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发生制度走形，导致居站“两张皮”。这些都使城市基层社区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松解。
3. 文化基础的松解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上看，伴随着熟人社区向陌生人社区的，过去人际交往过程中守望相助、克己复礼、亲密信任、互助互惠的邻里关系，逐渐被冷漠疏离、计算、小心提防、莫管闲事的邻里关系取代。人际交往距离拉大，人际交往成本增加。表现在社区意识上：一是对社区邻里的熟识度和认可度不高，对社区公共空间的争夺时有发生，社区内部矛盾增加；二是对于社区共同体的亲密感、安全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乏；三是难于形成同一的、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社区规范、行为准则、社区意识和社区文化。表现在社区行动上：一是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参与热情和参与意愿的缺乏；二是社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频次、深度和广度都有所下降。
城市基层社区是城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基层社区的凝聚力如何将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对于城市基层社区的松解现象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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